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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练字的图像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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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可谓蔚为壮观，“龙学”研究在学界已成为一股劲流。但在“龙学”的研究中，《练字》一文却很少被涉及。一般的观点认为，《练字》一文是手抄时代的特殊产物，对今天网络时代的书写已失去意义。这种观点主要基于《练字》一文中的字形立论，而忽视了文字与形象、政治、技术等因素的关系。

一个汉字呈现着一个社会中的特定形象，它的消失和出现指涉着某种政治因素的介入，它的书写要求则体现着当时社会的技术水平。汉字不仅仅是书写材料上的纹理，也不仅仅是用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记录着一个社会真实面貌的文本，呈现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因此，无论是汉字的创造还是汉字的应用，都是社会实践。它的变迁不仅引导着人们的实践方式，而且规训着人们的观看方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本文从图像学的视角阐释《练字》一文的理论意义，展示它独特的社会文化内涵，以期使之能够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展。

一、汉字与形象

作为物质媒介，汉字是图像得以生成的物质基础，如W.J.T.米歇尔所说：“图像是形象加支撑；是非物质性形象在物质媒介中的表象”[1]92。物质性媒介与非物质性形象是图像的两个要素，而在图像得以生成的众多物质媒介中，汉字是被应用得最普遍、最广泛的媒介。所谓形象，指在媒介中呈现出来的母题或形式，其与原物具有相似性的特点，但不是外在物件的具体造型。如拉康所言，在镜像阶段，幼儿“要在玩耍中证明镜中形象的种种动作与反映的环境的关系以及这复杂潜象与它重现的现实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他的身体，与其他人，甚至与周围物件的关系”[2]90。幼儿认同的并不是镜像本身，而是由镜像呈现出来的关系。镜像本身只是物质性的媒介，是主体获取形象所依赖的载体，而由镜像呈现出来的关系才是形象。对动物而言，一旦发现镜像的空洞无物，它对镜像的兴趣也就结束了。对人而言，即便发现镜像空洞无物，他也乐在其中，因为他感兴趣的是形象。形象的呈现需要借助具体的物质媒介，否则它就是一个漂浮的幽灵。如果没有镜像这一物质客体，主体与其自身、他人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就处于模糊的状态。因此，形象缺乏具体性和明确性，并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如同镜像一样，作为物质媒介，汉字就是形象转化为图像的物质支撑。观看一个汉字，不只是观看它的形体美丑，更重要的是观看与这个汉字相关的形象。

在“六书”之一的象形文字出现以前，先民们主要借助结绳记事的方法记录日常生活事件。但由于这种方式的抽象性、任意性和有限性，它既不能满足先民们不断丰富的社会实践，也不利于先民生活经验的积累。在《文心雕龙·练字》篇中，刘勰认为，“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3]439所谓“结绳”，指结绳记事的方法，产生于文字出现之前的漫长时代。在文字发明之前，先民们利用结绳记事的方法记录本部落的风俗、传说和重大历史事件。这种记事方法有很多缺点：首先，它只能抽象地记录事件或事物，即用大的结表示较大的事件或事物，用小的结表示较小的事件或事物，用相近的两个结之间的距离表示时间的长短，只能表示量的程度问题，具有较大的抽象性。其次，由于打结或记号不能呈现与所表现事物或事件的相似性，这就使事物或事件的形象与物质性媒介的关系具有任意性，即相同大小或距离的结既可以表示相同的事件或事物，也可以表示截然相反的事件或事物。这种记事方式对记忆要求很高，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记忆的消退，或大或小的结所指涉的形象必然会模糊变形甚至消失，而形象的变形或消失最终使前人的生活经验也随之变形或消失。第三，由于这种记事方法的抽象性和任意性，使得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具有有限性的特点。在介绍印第安人的绳带记事时，摩尔根曾说：“这种贝珠绳和贝珠带是易洛魁人唯一可以目睹的史册；但是，它们需要一些训练有素的讲解人，那些讲解人能够根据各串或各种图案将其所隐含的记录表白出来”。[4]138这说明结绳记事的方法只在小范围内传播，主要限制在部落首领、长老或巫师的群体内。由于未经过相关训练，部落的其他成员则无法解释每个记号所表征的意义。由于结绳记事既不能大范围传播，也不能使形象稳定下来，所以它最终被象形文字所取代。

象形文字克服了结绳记事的缺点，满足了先民们不断丰富的社会实践，为社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的创造得益于客观事物的形体，使它与所要表现的事物具有相似性的特点。但作为图像得以产生的物质媒介，象形文字并不是对外在客观事物的精细描摹，而是形象转化为图像的物质媒介。首先，象形文字与外在的客观事物具有相似性特征，但并不能将它直接等同于客观事物的形体。正如米尔佐夫所说：“观看世界其实并不是我们如何看见，而是我们对所见的东西做了怎样的处理”。[5]50眼睛并不像平面镜那样对外在世界完整映现，而是要经过大脑的处理，即根据自己的知识或需要来理解这个世界。先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他们需要的世界，并根据他们需要的世界图景建构着他们周遭的环境。所谓“鸟迹明而书契作”，指先民们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识别禽鸟的行迹，但在主体意识中呈现的不是禽鸟的行迹本身，而是禽鸟所表现出来的行迹的形式，即按照人类的需要对禽鸟行迹进行识别，并根据鸟之行迹的形象创造了象形文字。因此人们并不强求象形文字与外在客体的一致性，同时也为某个象形文字表示一类事物或事件提供了可能。其次，象形文字的形体虽然是根据形象创造的，但汉字也不是形象，只是形象得以物质化的基础。例如“山”字，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小篆、隶书，它的形体仅仅与生活中的山有相似性，犹如一幅抽象的画，但并不就是某一座山或对某一座山的精确描绘。无论何种形状的山，都可以用它来指称，其原因在于它与山的形象相关。因此，象形文字的创造，既不是根据单纯的幻想，也不是根据客观事物的形体，而是根据客观事物的形式。这一形式不仅是创造汉字的基本要素，还为会意、形声、转注、指事和假借等形式的汉字成为图像的物质媒介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