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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日本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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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元号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仍然使用元号纪年的国家，上至天皇下至百姓，元号渗透进每一个日本人的生活中，并深刻影响着日本人的历史观和时间感觉，成为日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元号制度始自中国。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翌年，首创元号“建元”。此后间隔大约七百年，时至中国唐代，日本国内处于变革时期，先后派遣十几次遣唐使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化。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元号制度作为汉字文化的一部分与律令制度等一同传入日本。据《日本书记》记载，日本最初的元号始于孝德天皇即位元年，即645 年，元号为“大化”。

日本最初的元号从7世纪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大致经历了效仿中国的古代时期、幕府干涉的中世时期、“一世一元”的近现代时期以及“元号法”问世的战后时期此四个时期。公元7世纪，经历“乙巳之变”①的日本建立起了以天皇为最高统治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了巩固皇权，天皇模仿唐代中国建立起了律令制度，其中就包括可以焕新人心、统合民意的元号制度。元号制度建立初期，皇室时常会将一些奇异的自然现象解释为祥瑞之兆，并以此命名立为新元号。例如大化以后的8代天皇84年间，共计换元14次，皆与祥瑞有关。其用意应当在反复向国民传达天皇乃天神之子孙，受天命即帝位的思想，维护新统治。

进入中世幕府时期后，国家的政治权利由天皇转入幕府将军手中，此时虽然元号在选定过程中会受到幕府的影响，但决定新元号的最终权利形式上仍由天皇持有。19世纪中后期日本开始近代化改革，因受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冲击，以往以吉凶之兆频繁进行改元的做法越来越不被国民所理解，并且频繁更换元号也给国民的生活带来不便，于是在明治改元之际，维新政府模仿中国明清一帝一元的做法，提出了“一世一元”制，规定只在新天皇即位时改元，一代天皇只能使用一个元号。这一提倡在明治22年被写进《皇室典范》②第十二条，并在明治42年发表的《登极令》③第二、三条中明确规定了“一世一元”的实施细则。至此，“一世一元”在法律明文上得到了完善。

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顺利选出明治之后的“大正”、“昭和”新元号。但二战结束后，根据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要求《皇室典范》等被废止，元号制度失去了法律上的根据。但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元号早已潜移默化地根植于日本国民的生活之中，因此元号的再法制化被提上国会议程。并在1980年4月的国会上以压倒性的意见通过并成立了新的《元号法》。新成立的《元号法》仍坚持“一世一元”制，并规定新元号必须由内阁通过政令进行决定，同时承认当时正在使用的“昭和”元号的合法性。

二.日本元号汉字的出典范围

日本的元号选择用汉字作表记，不以假名或罗马字替代。从文化现象上看，这是日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以及良好继承。而从文字选择上看，也是因为现代日语中的假名或罗马字属于表音文字，同音字过多容易发生歧义现象。而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在传达信息时不易发生歧义，并且更加严肃权威。例如根据2007年日本文化厅文化部国语课以日本两大报纸《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对象进行的“汉字频度数调查（报纸）”调查结果显示，千字以内用于表达社会或政治方面内容的汉字占汉字使用总体的93%。由此可以看出，日语在发表权威性信息时通常会比较青睐于使用汉字来表达。这是因为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在传达信息时有着相当大的权威性。

日本元号汉字的选定有其既定的过程和规定。无论是王朝时代还是武家时代，元号都是由朝廷的儒官提出候补的元号，再由天皇敕定。其中平安时期的儒官以大江氏为主，到了平安后期藤原氏取代大江氏，而镰仓时期以后尤其室町后期的应仁以后以菅原氏居多。根据1979年大平内阁的阁议报告“元号选定手续”的规定，元号的选定需要经过“候补元号的提出”“候补元号的整理”“草案的选定”“新元号的决定”四个阶段。首先，由首相任命若干名知识分子提出2到5个候补元号，并说明其含义与出典。随后总理府总务长官对候补元号进行整理讨论，并将结果报告给内阁总理大臣。再由参众议院的议长、副议长选择其中一个候补，最后由内阁会议做出决定新元号的政令。但需要注意的是，候补元号必须满足下面几个条件：寓意符合国民理想；两位汉字组成；易读易写；以前用过的元号或谥号要避免使用；没有被俗用，例如人名地名企业名等。